读初二那年，一天，我偶然在岭南文物宫（即现在的广州市文化公园）听前辈艺人陈干臣讲《杨志卖刀》，一下子，我就被他的艺术魅力吸引住了。散场回家后，故事中的人物、情景仍常在我的脑中萦绕着。第二天课余，我一时兴起，模仿着陈干臣的语调、手势，在同学面前讲起“古”来。同学们个个都说好听，缠着我继续讲故事。我既开心又为难，我哪有这么多故事讲给同学们听呢?那时家里穷，买不起书，更没有电视、广播，勉强编也编不了几个故事。于是，我只能每晚去公园听故事。那时文化公园的门票白天五分钱，晚上一角钱。当时一角钱的价值比现在高很多，一分钱就能买到一碗白粥吃了，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四五十元。为省五分钱，下午一放学，我就匆匆回家，抓紧时间做好作业，胡乱吃些剩饭，带上几本书，赶在公园还是收五分钱的时刻进了场。不用说，首先是占个好座位，然后边等开场，边温功课。听完“请听下回分解”后，我脑中又有了新“古”，第二天便可以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。
    想起来好笑。有一天傍晚，从不清场的公园忽然要清场。我袋中无钱，如果出了公园，就不能再进去了。人急智生，于是，我马上跑到厕所，在一个角落的坑位蹲着。怎知工作人员清场时也走进了厕所，幸亏厕所里坑位的隔墙很高，挡住了工作人员的视线，而且他们也嫌臭，懒得逐个坑位检查，只是在门口伸头进来，问两声：“里面有人吗?”我诈聋，不睬他，他就走了。我就这样蹲着，不知蹲了多久，直至听到外面人声嘈杂，才敢出来，两脚都麻了。
    就是这样，我对听“古”和讲“古”都着了迷，在学校有“古王”之称。我常梦想：什么时候也能像陈干臣一样正式登坛开讲呢?
    初中毕业后，因家贫，没再念书，我立志谋生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做的是担泥这又苦又累的工作。但工余时我仍不忘说书，工地上常响起我的讲“古”声。
    传统的讲“古”中，武打的情节占很大比例，如《水浒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。为了讲好武打场面，16岁那年，我拜了武术名家郭子硕为师，学螳螂拳和其他武艺，每天压腿过千下，一周就练成劈叉、鲤鱼打挺。有一天，我在中央公园(即现在的人民公园)练武时，看见一老头儿给游客讲“古”，讲得很差，酬金随人给多少。我想这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。于是，我胆怯怯地仿效他，听众居然比他还多。
    中央公园里还有一个书场，每晚都邀请王盖华讲“古”。为了学艺，我每天晚上都去听故事。有次散场，一群少年紧跟着王师傅追问书中的情节，我也尾随问：“王师傅，讲‘古’怎样才能讲得好呢?”现在想来，这个问题提得很幼稚，因为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。但我的问话引起了王盖华师傅的注意，他回头问我是否很欢喜学说书，当他知道我的兴趣后，就介绍我入说书学会当学徒，拜著名艺人侯佩玉为师。从此，我正式踏入说书界门槛，登坛讲“古”的梦想竟然成真了。
    但此后并非就是一帆风顺。有次，我在一间茶楼讲“古”，讲得很卖力，但吃力不讨好，听众阵阵骚动，有个听众还走过我台前一挥手：“哼，不好听的！”我的心难受极了。翌晚，听众也是零零落落。讲完后，经理苦着脸对我说：“今晚我们准备了30多斤河粉，卖不出去，就要馊了，你说怎么办呢?满以为请你来讲‘古’能招客，怎知反而赶客，明晚你不用来了！”这逐客令，好比一盆冷水照头淋。我惆怅地回到家。但我不灰心，经过一番思考，我找出了失败原因，主要是语言贫乏，缺少生动活泼的语言。于是我下决心，在语言积累方面狠下功夫。随身带着笔记本，听到或看到优美动人的词句就马上记下来，很快，就记了几大本。我还背诵很多诗、词、歌谣、歇后语、谚语等，并适时运用，渐渐地我就听到越来越多的赞扬声。俗语说得好：在哪里跌倒，就在哪里爬起来。那时我才17岁。
    现在我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，在说书场中摸爬滚打40多年，将宝贵的青春献给了说书事业，说不尽酸甜苦辣。在老艺人先后去世，其余几个艺人亦相继退出讲坛之后，我成了广州最后一位说书艺人。

    (本文作者：颜志图，作家，说书艺人)
        ——摘自《我的少年时代》/《广东第二课堂》杂志编辑部选编.-济南：明天出版社，2009